余少镭：让中国人对佛教路人转粉的“七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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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半到，朋友圈有人在转一篇文章《中国“鬼节”是怎样被废除的》，里面提到：“1920年代末，民国政府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迷信运动，盂兰盆节首当其冲。”手头没有相关史料，恍惚记得，民初这场反迷信运动，是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发起的，先是在报刊上呼吁，政府才插手进行。运动后来遭到民众的抵抗——凭什么由政府来决定哪些是“正信”哪些是“迷信”？所以它最后不了了之。民国，依然信仰自由。
但什么是“废除”？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民间节日，官方能“废除”吗？还是之前官方曾确立过“鬼节”，后来撤销了，所以叫“废除”？不得而知。文章最后说：“50年代末……盂兰盆会又被作为封建迷信残留而边缘化，盂兰盆节渐渐才开始真正走向消亡。加上文革‘破四旧’，许多传统节日都被取缔，盂兰盆节最终从中国大陆民众的生活中退出。”
这就跟现实不符了。笔者出生于“文革”中后期的潮汕农村，印象中，从孩提时期至今，七月半从来就不曾真正在潮汕民众的生活中“退出”过，区别只在于是公开祭拜，还是偷偷摸摸地“施孤”。直到几天前，一个师范女同学来广州探望女儿，老同学相聚，问她呆到什么时候，说这两天就得回，因为“要回去准备过七月半”——这节日在民间信仰中的隆重程度，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历经民国的“轰轰烈烈”和四九年后的摧枯拉朽，“鬼节”依然有其坚挺的生命力。那么，以“鬼节”为代表的民间节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能让人们甘愿冒险去过？
▍佛道汇流的节日
其实，“鬼节”只是俗称，七月半古称“中元节”“盂兰盆会”，前者是道教的专属名称，后者，则是佛教之所谓，只是民间才不管你什么教，这一天对鬼神、祖先的祭拜，从形式到内容，都无甚差别。
为什么道教和佛教，都有七月半这个节，是巧合，抑或有意为之？
道教的神仙谱系中，天上人间三界有天官、地官、水官等分管着。天官生日在正月十五，称上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赐福；地官生日在七月十五，称中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赦罪；水官生日在十月十五，称为万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解厄。这里面，地官是掌管地府的，在七月半这一天，他会将全部鬼魂放风，让他们来到阳间，民间普遍都要祭孤魂野鬼，所以，它就成了中国民间最大的鬼节。
而在中国民俗中，七月半还有另一个意义：尽孝。这时已过处暑，时序进入初秋，麻豆粟麦等作物渐次成熟，讲究孝道的中国人，照例要祭祖，一来请祖宗“食新米糜”，二来向祖宗汇报收成，三来也是答谢祖宗在过去一年里的默默保佑（方有今日之收成），并祈求他们继续对子孙后代保驾护航。
可以这么说，在佛教北上之前，中国百姓已默默过了数以百年计的七月半节了，它本来就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
佛教的盂兰盆节（会）又是这么来的呢？
据说，这跟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关：目犍连（也作目揵连、中国则称目连）。
目犍连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就像“孔门十哲”一样，释迦的十大弟子，也各有所长，其中，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舍利弗智慧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迦叶苦行第一，阿难多闻第一……目犍连呢？神通第一。
佛教所说的神通，含义极广，非神话小说中之“神通”可比，要简单理解为“超自然能力”也可以，很多神通，比如“天眼通”、“天耳通”等，以量子力学、多维空间理论里来比对，也没啥神奇之处。
传说中，目犍连从小父母双亡，在好朋友舍利弗引导下跟释迦学佛法，有了大神通。他运用“天眼通”，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地狱的饿鬼道里忍饥挨饿，非常悲痛，再动用神通，用钵装饭菜送下去喂母。但是那些饭菜一到他母亲手上，即化为火炭。目犍连大哭，去问释迦说，我妈到底上世造了什么业？释迦说，你妈前世骂佛谤僧，不信因果，贪瞋邪恶，所以受此苦报。目犍连说，那有什么办法可让她脱此苦难？释迦说，你妈“罪根深结”，你神通再大也没用，只有靠集体的力量了。这样吧，每年七月半，是十方僧众的解夏日，做子女的，如果能设百味珍肴饭食，新鲜果品，放置盆中，供养十方僧众，那么，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定能出离三涂之苦，你妈也一样。目犍连一听，赶紧照做，于是，他妈在地狱里就脱离饿鬼道了。从此，目犍连就大力推广七月半供养僧众，举行盂兰盆法会……
这故事，你觉得怎么样？很亲切、很有中国特色有木有？
这么想就离真相不远了。
▍真经伪经辨疑
目犍连救母的故事，出自《佛说盂兰盆经》，全文八百多字，几乎所有关于它的介绍文字，都说是“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没错，竺法护这位西域高僧，确是唐玄奘、鸠摩罗什之前最伟大的译经家，据说，他一生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共有部154部309卷，他的译作涉及《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等各方面的经典，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问题是，梵文原典、集大成的汉文《大藏经》等所有佛教典籍中，均不见盂兰盆经的影子，更不用说上座部南传佛教的巴利语原典了。而众多资料中所说的“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这所谓的“大正藏”，其实是日本佛学者高楠顺次郎于1934年才整理编纂出来的汉语《大藏经》，因为是从日本·大正年间开始整理的，所以称“大正藏”。
除此之外，该经中也有不少明显具备中国特色的词句，如“天神地祇、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里面的“道士”；“若比丘比丘尼、国王太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万民庶人”里面的“宰相”、“三公”、“百官”等，统统都是中国才有的称谓。有人会说，那也有可能是一种意译嘛。但你要知道，竺法护的译经，是以严谨著称的，东晋道安就称赞他译经“事事周密”，“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将《佛说盂兰盆经》放进竺法护的译作之中，就像珠中鱼目，明眼可辨。
，据《佛说盂兰盆经》演绎而成
所以，现存最早、最权威的中国佛教文献目录《出三藏记集》中，便将《佛说盂兰盆经》界定为“不详译者之‘失译’经”，其实也就是“伪经”的客气说法了。《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僧祐比竺法护仅晚生两百年，他的记载，当是可信的。而唐以后，关于此经的注疏林林总总，流传最广的华严五祖宗密（唐）所著的《佛说盂兰盆经疏》里面，便借用唐代另一西行高僧义净三藏的话解释说：“颁自我口畅之，彼心以教合机，故称佛说。”从这话不难斟酌出，这些唐代高僧，其实都知道这经并不是“佛说”的。
▍伪经有真功
印度佛教发展史上，伪经现象本来就是佛史专家研究的一个重点，若以佛灭后第一次结集为真经，后来的伪经就汗牛充栋了，特别是龙树之后，随心所欲“造经”“造佛”的现象更屡见不鲜。
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在中国，一部伪经，为何能在千百年来屹立不倒？这不仅仅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问题，实际上，《佛说盂兰盆经》在佛教传入中国、北上东扩的历史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学界认同的是两汉之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此时，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但汉初的“黄老之学”影响依然甚深，儒道势力坚挺，外来的佛教实难立足。更关键的是，原始佛教中蕴含的“非孝”价值观，引发汉人强烈的抵触情绪——儒家以孝为仁义之本、百善之首，怎么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解脱而像乔达摩悉达多王子一样抛家弃父？ 所以，除了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从佛陀的理论中寻求解脱之道，普通民众对佛教是很难产生亲近感的。我们看《西游记》第十一回，一直到唐贞观年间，太史令傅奕依然认为佛教是“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言礼本于事亲事君，而佛背亲出家，以匹夫搞天子，以继体悖所亲”。小说所述，基本都是引用历史上傅奕的原话，也就是说，唐初自上至下，反佛的依然大有人在。
所以，没有民意基础，整个两汉时期，佛教北传受阻的情况，不难想象。
到了西晋时期，不管真是来自印度或出自汉人之手，《佛说盂兰盆经》适时出现，将道教的中元节跟印度佛教中的解夏自恣日（印度雨季长达三个月，佛陀乃订定从四月十六日起三个月为安居之期，至七月十五结束）结合起来，创立了“盂兰盆节”。这个节以其浓浓的尽孝、报恩价值观，一下子就为佛教吸粉无数。一百多年后，到了南北朝时期，“盂兰盆节”已广为汉地民众认同，梁武帝大同四年，以朝廷的名义正式确立“盂兰盆节”，梁武帝亲自到同泰寺设斋，“自此以后，成为风俗，历代帝王以及群众无不举行”。
可以这么说，“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佛说盂兰盆经》功不可没。
也因为“盂兰盆节”，目连救母的故事深入中国民心，民间开始演出这宣扬孝道的故事，成为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剧目，有“剧祖”之称，繁衍千百年，也形成了戏剧史上的一朵奇葩“目连戏”，进入第一批国级非遗项目。后来竟将“目连”认定为中国人，“目连故里”之争，也风生水起……
最后，我们可以这么说：盂兰盆节是指汉代以后，中国佛教界设立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佛教发展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节日，是在佛教北上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的错误而确立的。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中国佛教界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佛法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伟大举措。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佛教。它也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佛教界从盲从走向成熟。
（本文原标题《七月半：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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